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从实证传统到另类范式

陈成文　陈立周

内容摘要: 在社会学研究中,如何确定研究对象,如何确立研究关系,以及如何才能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这些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再到“另类”范式,社会学并未获得统一的方法论体系, 对方法论进行探讨的目的是要在反思之中对研究方法保持足够的警觉,避免“为方法而方法”的倾向。

关键词: 社会学方法论　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　另类范式

16、17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自然科学首先开始摆脱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羁绊,成为了独立的科学领域,并且在改造人类社会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此,自然科学一直左右着人类全部的思想领域。自然科学取得的成绩如此辉煌,以至于年轻的社会科学视之为圭臬,自然主义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中一股主要的潮流。[ 1 ]到18世纪,社会科学主要以牛顿的物理学为方针,并开始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实证主义的先驱圣西门的实证社会哲学是这种“物理主义”社会科学的典烈代表。圣西门断言“万有引力是我们征服世界的惟一原则”,他试图把万有引力法则也运用于人类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圣西门的“物理主义”成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科学,并出现许多新兴理论流派及研究成果,尤其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提出后,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奉为社会科学的根本范式。他们所持的一个根本观点是: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世界是统一的,那么适用于自然界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样,在研究范式上形成了一股“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狂潮。

一、方法论实证主义及方法论人文主义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这股“潮流”发展到19世纪,被孔德以“实证主义”的命题提出。他认为实证科学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现象,也完全可以用于研究社会现象,“孔德把社会学设想成关于社会的科学,它将使对社会世界的控制像对物质世界的控制一样成为可能,在这样做的时候,孔德把新科学描绘成人类理性秩序的自然升高”[ 2 ]。据此,孔德将社会科学划分为五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孔德认为:虽然各门自然科学进入实证阶段的时间各不相同,但都已成了实证的科学,惟独社会学一直未能摆脱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影响,要建立一门凌驾于百科之上的科学的社会学,必须对以往的社会科学进行改造,根本的原则就是实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共同的逻辑和方法论基础,社会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而且社会科学研究在内容上和具体方法上都直接依赖于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用严格的科学方法研究物质世界,同样,社会学也应该采用类似手段研究社会” ”[ 3 ] ,因此,只要借助在自然科学中已经成功运用的方法(观察、实验、比较) ,社会学就能解释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的规律。

孔德之后,斯宾塞开始将生物学的规律用于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将孔德确立的实证社会学原则具体化了。然而,他们在将科学精神从自然科学引入社会研究领域,使社会学从社会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同时,却并未对社会研究方法论作深入地探讨。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作为孔德的继任者,涂尔干将实证主义发展到一个极高的水平。他认为社会学应该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社会事实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社会学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也即意味着社会事实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时,他反对使用“内省”的方法,认为任何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另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心理现象;同时他也反对使用历史的方法和功能分析的方法,认为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通过社会的环境来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例如在“自杀”现象的研究中,他采用主客二元论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利用统计数据所体现的规律一一驳斥了以往的研究学者们对于自杀及其原因所做的分析,同时证实了自己先前的假设。这样,涂尔干将实证研究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他的《自杀论》被视为实证社会研究的经典之作,开创了西方社会学经验研究之先河,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至此,社会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基本确立了。与此同时,西方工业社会不断发展的新技术革命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使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成为压倒一切的“话语霸权”,客观上强化并巩固了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尽管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是人们认识社会的惟一有效的途径。显然,在以下方面实证主义是有致命缺陷的: 1.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现象由文化意义和价值系统构成,要了解和把握这些意义,必须加入研究者的演绎,因此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类社会; 2. 人的活动是有内在动机的,人的行为受价值观的影响,因而在科学研究中无法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自孔德倡导实证主义研究以来,人们就没停止过对它的攻击和质疑。作为对立面出现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建立在其思想之上的人文主义方法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又一视角。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狄尔泰和韦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狄尔泰强烈反对实证主义者用自然科学理论去说明社会现象,认为理解和诠释才是人文科学的真正方法。在狄尔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三层涵义: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是可以表达的;意义的表达通过与背景相关可以得到理解[ 4 ]。理解的功能在于与其他的生命及表现形式发生沟通和交流,理解的基础是内心体验。人通过自己的内心体验直接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同时,这种内心体验又成为理解别人内心世界、活动动机和文化符号的基础。然而,狄尔泰在反对实证主义的同时,他所提倡的理解方法中的直觉主义倾向又使自己陷入了主观惟心主义的泥沼里。

韦伯全面系统地继承了自狄尔泰以来的反实证主义传统,成为20世纪初期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集大成者。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以便对行动过程及行动结果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社会现象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具有不同价值意向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是社会学的基本方法,社会研究者只有通过对行动者的移情和体验,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因此,他反对17世纪以来的自然主义,特别是19世纪孔德和涂尔干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但是韦伯对待实证研究的态度并不象其他人文主义者那么极端,他试图去发现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两者间综合的可能,以调和两派的对立。韦伯认为,强调人活动的主观性的特征并不能否定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分析的可能。理解方法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它不是社会解释的全部,对于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就不能用“解释”的方式去研究,而只能采用实证研究的“因果分析”方法,因此,韦伯提出“理想类型”的概念。理想类型就是当行为者完全按照合理性的标准合理地行动时行为者活动的模型,在一定经验事实和材料的基础上,观察者在自己的头脑中抽象出社会行动的“纯粹”形态,即理想类型,然后与社会行为的现实过程进行比较,应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使理解陷入行动者的非理性方面,从而影响理解的效能。韦伯认为,“理想类型”可以保证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期的许多社会学理论范式从中获得启发。

二、20世纪社会学方法论的理论反思

韦伯的见解很深刻,然而,他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反思并不彻底。韦伯认为“理想类型”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式,可以保证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但问题在于“理想类型”也是科学家头脑中产生的,这如何保证不受本人的价值观的影响? 如果在“理想类型”的形成中有价值观的介入,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就值得怀疑了,因为理想类型也是一种主观概念。那么如何保证有价值介入的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呢? 韦伯试图用“价值关联”原则去解决这个问题。“价值关联”是某一研究群体所共有世界观和价值观,这里,价值关联与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 5 ]价值判断是个人的主观价值取向,没有普遍意义。价值关联是涉及研究者所属群体的价值系统,为人普遍接受,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研究者在选取研究对象和解释社会现象时,只要运用“价值关联”原则,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能保证了。可以看出,韦伯坚信建立有价值介入的客观社会研究是可能的。从这一点来看,韦伯与涂尔干一样有着相同的研究目的。但是,韦伯对“价值中立”原则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即使指导研究者的是研究群体的“价值关联”而非个人的价值判断,那么,当不同的研究群体面对同一个社会现象时必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如何判断谁的结论更科学客观呢? 即便研究者拥有“集体智慧”,但这种知识仍然只是属于部分群体的,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只能被认为对学术群体内部有效,所标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值得商榷了。那么是否能建立具有价值介入的客观社会研究呢? 韦伯最终没能解决这一难题。进入20世纪后,人类社会又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日益多元化,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遭到普遍质疑,而传统的社会学对于社会现实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西方社会学陷入了危机,表现之一就是“方法论的内在分裂”[ 6 ] ,作为社会学“正统意识”的实证主义开始解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证主义差不多成了在学术讨论上的一个贬义词, 很少学者再会自称为实证论者”[ 7 ] ,尽管事实上实证主义提出的研究模式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这种背景下社会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人们开始更多地借鉴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早期阶段,社会学现象学、阐释学、常人方法学、批判理论等理论流派对于研究范式的转变起着重要作用。

在吸收韦伯思想的基础上,社会学现象学的创始人舒茨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来进一步说明韦伯没能说明的方法论问题。他指出,涂尔干的“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因为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活动中隐含着主观意义和动机。他首次将社会学研究引向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实践活动的经验性研究。舒茨断言,规范、价值、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及其它社会学概念不仅对社会学家而且对日常生活中的人具有意义。社会生活世界中的成员运用各种理论与方法来形成其行为,并对他人的行为作出主观解释。[ 8 ]舒茨通过这一主观解释的假定重新设定了社会学的关注点,即社会学家应首先关注这个世界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以及普通人是如何建构这种意义的。

加芬克尔从学于舒茨,开创了常人方法学。在继承社会学现象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加芬克尔试图从经验上对舒茨的研究予以论证,主张社会学家应对传统社会学来一次“范式革命”,抛弃传统社会学业已建立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直接关注人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建构起直接揭示日常世界本身的理论与方法论。加芬克尔认为,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井非是一种全然外在于个人的客观事物,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它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当社会学者研究并报道社会生活时,他们就处于改变他们研究之物的过程中:被研究的主体改变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成为被检视的主体而且对那些被描述出来的行为作出响应。”

20世纪的诠释学者,对于社会研究中的“理解”提出不同于韦伯主义的观点。从狄尔泰到韦伯,都主张一种单向理解,即在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但他们忽略了研究中的研究者进行的理解也是一种价值介入。哲学诠释学家伽达默指出,“理解”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任何理解都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合作下完成的。研究者通过与被研究者的对话或沟通,了解被理解者的角度,然后反过来用被理解者的角度去批判自己的理解角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所谓“专家”的角度,放弃用所谓专家的词汇去理解被理解者的行为。这种观点非常质朴,它提醒人们应该对研究对象有足够的尊重,这样才能发现社会现象的本质。源自马克思、并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社会学批判理论,从另一角度对传统社会研究提出批评,否定其所主张的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的可能,认为社会研究蕴涵着对相关的社会现象的批判,而且这种社会批判是研究者自觉地加入的价值判断,是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哈贝马斯语) 。对社会批判者而言,社会研究不仅是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过程,同时也是揭示和批判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的过程。批判理论后期的发展吸收了诠释学的思想,形成批判诠释论,使自身的批判视野更加开阔。“20世纪中期,批判理论和诠释学结合,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批判理论,对抗实证主义知识观和由此衍生的意识形态”。

三、社会学方法论的“另类转向”问题

受这些理论的影响, 20世纪中后期,社会研究的“另类范式”(即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另类范式是“对科学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提出研究的过程是知者与被知者相互参与的过程,知者本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探究时的自然情景、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等都会影响到研究的过程和结果”[ 9 ]。它们对实证主义的反思比韦伯主义更彻底,代表着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具体体现于其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实证主义的反思与阐述上。

关于本体论。实证论者认为现实是真实的、可被理解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受研究者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主体与客体是两个截然分开的实体,主体可以使用一套既定的工具、方法和程序获得对客体的认识;主体与客体、知者与被知者、价值与事实之间是二元分离的,不能相互渗透。在本体论上,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都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不同的是前者认为这个现实是客观存在,而后者认为这个现实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塑摸。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态度,不认为存在一个唯一的、固定不变的客观现实。

2. 关于认识论。实证主义遵循自然科学的原则,坚持二元论和客观主义,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截然分开,认为只要方法科学,就能正确地认识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还原为一些基本现象,从而被感官直接感知;通过感官直接感知而获得的知识才是真实有效的。在认识论上,后实证主义认为,知者可以通过相对严谨的方法对被知者进行客观的了解,虽然这种了解始终是对最终真实部分的了解:批判主义和建构理论却认为,理解是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必须通过双方价值观念的过滤。

3. 关于方法论。实证主义坚持定量研究范式,采用演绎逻辑方法, 运用“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收集资料——检验假设”这样的研究程序建构理论。在方法论上,后实证主义采取的是自然主义的做法,强调在实际生活情景中收集“真实”的资料;而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则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辨证对话,通过互为主体的互动而达到一种生成性的理解。

“另类”范式促成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们重新阐释了方法论中的两个核心问题: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在另类范式那里,知者与被知者互为主体,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共同摸塑研究的过程,在“双向理解”的基础上达成有效的沟通,这样,“真实”就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得以呈现。

研究中的道德与价值。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认为应该将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区别开来,在社会研究排除道德与价值因素,因为后者无法进行检验以判断真伪。即使有价值介入,也会在严谨科学的研究程序中被自动过滤掉。试图对范式之争进行折中的韦伯,正如前面所论述,虽然承认价值介入不可避免,却认为一定的价值介入对研究有助无害,因为在研究中所涉入的是“价值关联”而非个人的主观价值,因而可以保证研究过程及结果的客观性。这听起来是合理的,但是同样无法澄清人们的怀疑:不同的学术群体基于各异的价值观去研究同一个社会现象,所得出的结论到底孰优孰劣呢? 显然,“价值关联”也是有缺陷的。在这个问题上,另类范式的态度很坚决,认为研究中价值介入不仅不可避免且有必要,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认识研究对象。

时至今日,方法论多元主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再到“另类”范式,社会学并未获得统一的方法论体系。社会学的危机其实就是方法论的危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生命所在。对方法论进行反思的目的并非要建立一座宏伟大厦供人景仰,而是使我们在反思之中对研究方法有足够的警觉,避免“为方法而方法”的倾向。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否则研究者就仅仅是一个研究工具,一件“有思想的搞锄”而已。正如陈向明博士所说:“在对方法进行探讨时应该注意保持一种平衡:一方面,给予研究方法以必要的注意,不能只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而另一方面,要防止方法至上主义,不要认为方法对头,研究的结果就必然正确。”[ 10 ]

参考文献:

[ 1 ]陈波. 社会科学方法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381.

[ 2 ] (英) 吉登斯. 社会学[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

[ 3 ]李小方. 从狄尔泰到韦伯———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 J ]. 社会学研究, 1998 (1).

[ 4 ]阮新邦. 迈向崭新的社会知识观[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71.

[ 5 ]吴小英. 社会学危机的涵义[ J ]. 社会学研究, 1991 (1).

[ 6 ]阮新邦. 迈向崭新的社会知识观[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66.

[ 7 ]侯钧生.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258.

[ 8 ] (美)瑞泽尔. 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34.

[ 9 ]阮新邦. 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

[ 10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15.

作者简介:

陈成文,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