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三农”协会：走向黄土地的大学生社团

4月23日，一封中南海的来信打破了浙江大学的宁静，沸腾了整个校园。
　　“沸点”是浙江大学许雪斌、陈伟、杨子飞和张栋梁四位学生。去年暑期去建德农村参加社会实践后，他们鼓起勇气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寄去了他们的调研报告。不久后，他们收到了温总理的回信。总理在信中告诉他们“大学生开展农村调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并勉励他们“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
　　这四位给总理写信的学生，正是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的成员。而深入农村走访调研，是这个学生社团的主要工作之一。作为浙江省首个以“三农”为主题的学生社团，成立5年来，协会成员已有11000多人次就“三农”问题展开调研，他们青春的足迹已遍布浙江省内绝大部分县市及省外的安徽、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农村。
　　学生寝室成长起来的全国高校十佳社团
　　黄贤清是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的首任会长。正是他和另一位志同道合的校友张栋梁，一起自发创办了“三农”协会。来自农村的黄贤清关心时事，“那时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十六大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这让我产生了为‘三农’尽一份绵薄之力的念头。”黄贤清回忆说。
　　说干就干。按照学校规定，学生社团分三个层级：最小的社团只能以学生宿舍为活动范围，其次是校区级社团，最后是校级社团，注册社团最少需要5个人。黄贤清和张栋梁拉来自己的6个同学，在2003年4月16日正式成立了协会。
　　“当时社团的名字和现在不一样，黄贤清的寝室在白沙学园，所以协会就叫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白沙学生‘三农’协会”。张栋梁对那段岁月同样记忆犹新，当时只能在白沙学园的4栋学生公寓内招收会员，活动的“据点”，就设在黄贤清居住的1幢412寝室。
　　协会刚成立的那段时期，8名“元老”每天都会趁晚自习结束，偷偷跑到紫金港校区的其他宿舍楼里去“推销”协会，做“地下工作”。慢慢地，会员越来越多，几个月后，协会成员发展到100多个。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和下乡调研等社会活动的展开，“三农”协会在校园内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第二年，协会摘去了“白沙”的“帽子”；再过一年，又去掉了“紫金港校区”的字眼，成为全校性的社团。2005年，协会成为浙江大学优秀学生社团和浙江省优秀学生社团；次年，又被团中央等部门授予全国高校十佳社团称号。
　　在黄贤清等人的记忆中，壮大协会，资金是最大的困难。协会每年的经费需要两万元左右，主要用于举办讲座、张贴海报、下乡调研等开支。最后，他们想出了办法：协会会员帮助老师去做问卷调查，每份问卷的收入四成留作会费，最终度过了“捉襟见肘”的初创时期。2003年，一位姓曹的加拿大华侨在得知他们的故事后寄来了2000块钱和一台奥林巴斯相机。
　　“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什么时候来做？”
　　一年前，浙大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系的硕博连读生邵科作了一个违背全家人意愿的决定，他为自己谋划了一个许多大学生不愿意的“职业蓝图”：报效农村，做一位“三农”工作者。
　　“我研究的方向是农村合作社，我希望以后能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为农民服务。”邵科来自宁波农村，家人希望他大学毕业后回老家，还为他找好了工作，“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小家的取舍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对不起家人，但我认为，国家更需要我们去付出。”
　　邵科是加入“三农”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五年前加入“三农”协会时，他还是一个讲话结结巴巴的农家孩子。一场在校园内举行的演出深深触动了他。
　　2004年3月9日，浙大紫金港校区新落成的小剧场迎来了第一场演出———由“三农”协会主办的“阳光风雨中、同在紫金港———献给紫金港所有服务者”文艺晚会。当晚的观众是从农村来紫金港校区务工的食堂职工、宿舍管理员、校区清洁工以及建筑民工等。演出结束后，一位在膳食公司打工的大叔紧紧拉住邵科的手说：“我在这里打工，以前总觉得很自卑，今后，我觉得我可以抬起头来做人。”
　　“农民是多么需要我们，有时候哪怕我们只是一点小小的付出，也能让他们温暖许久。”邵科的心底生出许多感慨，“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微弱，但关注‘三农’，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什么时候来做？”
　　心灵的触动，呼唤着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来自广东珠海的欧尚钧从小在城市长大，来浙大前他总以为在全国最富裕的浙江农村，“不会出现电视上才有的那种场景”。然而，去缙云某个山村的一次支教经历彻底“颠覆”了他先前的判断。班上有一位寄宿的女孩，家在山顶一个自然村的两间破败泥房内，每周末回家，她一个人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因为贫穷、因为衣衫破旧，小女孩很内向”。“看到这种场景，心中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为农村做些什么。”欧尚钧在他的支教日记本上写道，“也许我们的力量很渺小，但请允许我们用微薄的力量温暖这个世界吧！”这样的感觉深深烙在每一位“三农”协会会员的心头，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种“惯性”。
　　“我现在看到三个树杈三个手指都会想到‘三农’。”胡余箴已在上海某基金公司工作，这位身处繁华都市的曾经的“三农”协会会员，一有时间总爱往农村跑。就在几天前，他还为几名山西的贫困学生寄去了衣物。“虽然我最终没有从事与‘三农’直接相关的工作，但这辈子我都会留下大学四年中的那段‘三农’印记了，因为它曾给了我生命的感动，对于‘三农’的牵挂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了。”
　　开启一扇从“象牙塔”通往黄土地的大门
　　有一个数字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在浙大学生“三农”协会的1000多名会员中，绝大部分是非农专业学生。“会员现已覆盖了全校所有院系，四分之一是农学方面的学生，其余比较集中的还有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和人文专业的学生。”现任“三农”协会会长胡永强介绍说。
　　“为什么在高考时，报考涉农专业的学生并不多，但到了大学，许多非农专业的学生却表现出了对‘三农’问题的巨大热情？”一直关注并帮助“三农”协会成长的浙大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认为，这固然反映出农学专业不吃香的现状，但它却传递给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当代大学生并不是不关注“三农”，在很多时候，他们是找不到了解农村的有效途径。
　　在黄祖辉看来，浙大学生“三农”协会开启了一扇从“象牙塔”通往黄土地的大门。“学生一个人要去农村有很多困难，怎么联系人、怎么下去都很难，更不要说长期坚持了。”黄祖辉分析说，浙大学生“三农”协会与一般的学生暑期下乡不同，它的关注具有持久性，并且会员之间可以有相互交流和理念碰撞，像之前由“三农”协会会员写出的《中国村官故事》一书，就是他们理性思考的成果。
　　事实上，浙大学生“三农”协会的影响还播撒到了校外。2004年9月，不断壮大的“三农”协会开始向其他高校拓展。经过3个月的努力，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和杭州师范学院四所高校的同学成立了各自的学生“三农”协会。同年12月5日，他们举办了首届在杭高校学生“三农”协会支农调研交流会。2006年12月，浙大学生“三农”协会还联合上海、江苏等地的高校，举办了长三角高校“三农”社团论坛。
　　“不仅是‘三农’协会，对于其他学生社团，学校也应积极鼓励和引导。”黄祖辉有个建议，学校和社会应该给类似“三农”协会这样的学生社团搭建服务平台，在经费、信息、社会关系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他们走向农村、走向工厂、走向社区、走向生活。
　　黄祖辉正在考虑怎样给“三农”协会更多的支持。“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研究院成立大学生‘中国三农’调研基金，同时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田野调查指导委员会，每年选择有关‘三农’问题的主题，通过立项的方式，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调研成果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系列丛书出版。目前正在考虑的调研选题包括农村留守儿童情况调查、农民就业与创业情况调查等。”